白岩松：我经历的三次磨难，把人生看透了！

白岩松这样告诉我们，痛苦与快乐在心中此起彼伏，恐怕将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宿命，只要每次回首时，都能快乐地看到中国和我们每个人向前的脚步，那走每一步时的痛苦也就好忍受多了。其实我们别无选择。这篇文章承载了白岩松的心路历程，会在一代人心目中引起巨大的共鸣！

回首过去10年，仔细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你都会轻易地发现，痛苦与快乐紧密的纠缠在一起。

每一步走的都那么不容易，有时甚至有点坚持不下去的感觉，痛苦自然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然而坚持住了，痛苦过去，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事业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快乐就在我们回首的时候，在看到一条前进轨迹的时候出现了。

不过，好在痛苦与快乐是紧密纠缠着，如果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与希望，那走了几步，人们就会在黑暗中陷入绝望，从此拒绝前行；而生活中只有快乐没有痛苦，那除了在傻子的头脑里恐怕就只能是在希望中的未来。

第一次磨难：告别校园，无心插柳柳成荫！

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我的明天会在哪儿落脚？当时我已经大四，被分配到了离学校30公里外的复兴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实习。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 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

不用奔波了，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大家都有一点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未来？ 　　

但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但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

可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来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 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但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 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母亲。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这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感伤。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第二次磨难：从天堂到地狱再重获新生的历练

呼伦贝尔草原有世界三大草原之称，那是我的家乡。最后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八月十号就要报到，因此，八月八号下午，我就要登车远行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最初还没有感觉到一种太强烈的离别情绪，送行的朋友早早地就来到我家，大家在屋里谈着，开着各种玩笑。而妈妈在厨房中准备送行的饭菜。 　　

水没了，我去厨房拿暖水瓶，推开厨房的门，突然看见妈妈一边在切菜，一边无声地掉着眼泪，肩膀一耸一耸的。

那一幕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离别的情绪猛地一下来了。一瞬间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来，赶紧拿了水瓶离开。妈妈看见我，很快用笑容掩饰伤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伤感被凝固了。 　　

也许天下的母亲总是这样，孩子留在身边，日子总是欢快的，但又怎能把孩子束在自己的身旁。把一手培养大的孩子放到更大的世界中去，欣慰与悲凉千缠百转地交织着，笑容与眼泪也就自然地交替着。

8月10日早晨，火车到达北京，仿佛第一次到达北京一样，心里竟有种没底的感觉 。一到上班时间我就赶到了位于复兴门大街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去报到。四年一个轮回，四年前我刚刚到达北京我的第一站也是这座大楼，为哥哥的一位朋友捎个东西，而四年后，我自己将成为这座大楼的一员。天空中不知是怎样的一只手在摆布着这一切。 　　

但奇怪的事发生了！　　

上班报到，进了大楼后，我到哪一个部门，都有人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惊讶地看我 一眼：“你就是白岩松？”“我是啊！”“那你赶紧上广电部干部司去一趟。”　　

大家都好像知道了什么，但谁也不愿意告诉我。我蒙在鼓里。 　　

进了干部司的办公室，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之后又惊奇地问了我同样的话：“你就是白岩松？“是啊！”"经过认真考虑和一些特殊的情况，你的档案被我们退回到北京广播学院，我们不打算接收你了，请你回学校吧。”

如五雷轰顶，我不知道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只知道，前面的路仿佛被堵死了，我几乎立即成为这座庞大城市中的又一个游民。 　　

后来了解情况是几封匿名信把我 又发送回了广院，并给予我5天的改正时间。如果这5天中不能改变既定现实，那我就将再一次面临毕业分配。

回到学校，住在朋友的宿舍中，开始整理各种证明材料，寻找各样的证人，以帮助 自己拥有一部分主动，然后每天把有关的材料送到广电部。路途是来回五十多公里，我都是骑单车往返，一天只吃上一顿饭，当时支撑我的就是：别人想要打倒你，但自己却要努力站住。 　　

好人太多了，当我写到这里，脑海中是众多头像，从我的老师曹璐、闻闸，到我在校园内的朋友，都把援手伸了出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都没有只仅仅给我一种气愤和同情的态度，而是把我最需要的帮助给了我。 　　

事情终于戏剧性地有了转机，在学校老师和领导（并不认识我）的呼吁和沟通中， 八月十五号下午，报名截止的最后一个下午，本已绝望的我忽然被告知：你明天可以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来的大学生一起去北京郊区学习一个月，工作证是否给你看你学习的情况。 　　

天又睛了，我身边的朋友、老师和我一样高兴和激动。这个时候我已疲惫极了，但挣扎总算有了结果。人们只有不首先内心投降，局面总会有转机。

第三次磨难：通过病痛折磨感悟人生

在人的一生中，内心深处常常会有几次惨烈的战争。或因为情感的重创或因为亲人的离去，还有理想的破灭甚至是因为一场疾病。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战争，而且不只是一场，但其中最惨烈的还是因疾病而起的交锋 ，而这种疾病的表现偏偏不是卧床不起，而是卧床难眠。因此白日中的自己还在人群中，但每到夜晚，就不得不在无眠的床上，让内心的交战越来越激烈。

人们常说：“牙痛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也是一样，平日里，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太多，可如果失眠一旦成了习惯，那种折磨犹如软刀子杀人，内心的挣扎和绝望感受比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病还严重。在人群中，这种病多发，尤其在用脑之人的 群落更为普遍，难怪在我采访过的很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中，讨论哪种安眠药效果更好并不是一个少见的话题。 　　　　

人群中总有一种说法，本命年该如何如何，我一直对此说法将信将疑。但1992年是我的本命年，而内心的战争偏偏在这一年爆发，难怪我的一些朋友会将这一切挂上钩，抱怨我过年时不系上一条红裤带是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在此之前我一直属于睡眠非常好的那种人。从小开始的体育锻炼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之后，身体不敢说健壮，但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太把身体健康放在心上，身体找我麻烦恐怕得是中年以后的事吧。 　　

灾难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我睡的最后一个好觉现在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当时欧洲杯足球赛丹麦对德国那一夜。由于这场球凌晨的时候现场直播，作为球迷我自然不想错过，于是合衣而眠，但谁知一不注意却睡着了，醒来时比赛已经结束，我自然十分沮丧。

但关上灯躺下之后，就再和往日不一样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直到下半夜才打了一个盹。但这一怪异的现象我没觉得怎样，还以为是头一夜无心插柳睡得太香了造成的呢！ 　　

但第二天第三天的夜晚依然是这样，再到后来，是迷迷糊糊了一小会儿，但凌晨时分就醒来，然后怎么也睡不着，这比刚开始时睡不着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