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四十不惑的四种身份

“四十岁生日那天，我就在想，将来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跟这个世界告别。我其实特别不愿意用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这样的身份跟这个世界告别，我非常希望将来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我是一个语言保护者。是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历史，在保护语言方面做过一定贡献的人，我愿意用这样的身份跟这个世界特别骄傲地告别”

方言代言人

放眼国内,没有哪个主持人像汪涵一样,身上的地域标签如此强烈,也没有谁像他一样,自出道之时就与方言连接得如此紧密。

从他担纲主持第一档方言类节目《越策越开心》伊始,让“那确(quo)实”这句湖南话一夜之间传遍湖南的大街小巷；他发起并由六省联合举办的《多彩中国话》在国内轰动一时；再到去年《十三亿分贝》让宁乡话等各地方言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还有不得不提的《天天向上》,虽然这并不是方言类节目,但是有人统计过,汪涵在节目里秀过不下20种方言。这种用方言“套近乎”的主持风格,让汪涵成为无数人的“老乡”。“讲方言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招,很多嘉宾来了会非常紧张,但是当你问他是哪里人,然后我可以用他的家乡话跟他进行非常流畅的沟通,他一下子就会轻松起来。”汪涵道出自己的心得。

4月22日，汪涵在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上

汪涵的语言天赋极高,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精通上海话、粤语、湖北话、四川话等多种方言。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

小时候,汪涵随着父亲“支内”,在苏州和湖南之间来来回回。他楼上住的是四川的阿姨,楼下住的是湖北的婆婆,住在对门的人则来自苏州和上海——从小就生活在多方言的语言环境里。

每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有用四川话喊自己孩子回家吃饭的,还有用湖北话和上海话拉家常的,好不热闹,这种多语言的生活语境一直都驻在他的脑子里,“所以听大人讲话,像听音乐一样,像听唱歌一样,就觉得很美。长大了以后,学的普通话里面,这些方言里面表达情感的优美的词语都没有了,就被规范掉了,普通话只有四个音,但是我们讲方言的时候,真的就像唱歌一样,很流畅,很舒服。”

这种对于方言的特殊感情不经意间在汪涵小时候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种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汪涵在与身边很多朋友的孩子交流时发现,不管这些孩子是哪里人,他们大多只会扬着头说普通话,却听不懂也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汪涵心里就有一种紧张,“现在很多孩子只会说普通话和英文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每种方言都代表了一种地域文化。长沙人不会说长沙话,凭什么证明你是长沙人?口味儿,湖南人能吃辣,但是全国所有人都吃辣；火锅,现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火锅。唯一能够区别你是哪里人的,是你能讲那儿的方言,只有你能讲一口地地道道的方言,你才能拍着胸脯说我是那儿的人。”

在汪涵看来,方言是一种很美妙的词语,但是大量的方言正在从身边消失。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知识体系,消亡一种方言,就是消亡一种知识体系。“全世界现存6000多种语言。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这些乡音正以每两周消亡一种的速度在减少,而乡音背后的文化基因也在被我们不自觉或者不自知地剪断,这个非常可怕!”

没有乡音,何处遣乡愁。汪涵一直有个担心,如果有朝一日,突然听不到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个声音突然不见了,没有人想象过,我觉得也无法想象那个声音从我们生命消失会怎么样。”

语言保护者

“方言就是,我说,你懂,他不明白；也可能是,我说,你不懂,他也不懂。但是没关系,至少我说得很亲切,这就够了。我们接下来要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要去寻找这种‘亲切’。”

汪涵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上面这句话,他觉得是时候为方言做点什么了。

四十岁生日那天,汪涵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我要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投入到方言保护中去,这是属于我40岁之后的‘诗篇’。”

他把保护方言称为“四十不惑”。所以他没有申请微博,好的或者坏的,他都不予理会,他希望能够非常沉静地扎在他认定的方言学习和保护的工作中去,也希望能够尽量做到更加平静。

傅雷在给儿子傅聪写的信里面,回答过一个问题:“我们做文化做音乐,最终该往何处去?”傅雷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往深处去。”

汪涵对傅雷的这句话感同身受:“我想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乡愁也好,到底该往何处去,还不是往深处去嘛。往深处去就是往泥土里走,当你真正意义上两只脚踏进泥土里的时候,你和泥土碰撞回响出来的声音,有大地的倾诉,也一定会有方言。”

两年前,他独自出资465万,在湖南发起了一项方言调查“響應”计划,“響應”其实就是对应“乡音”这两个字。他们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博物馆永久的人文类史料保存起来。

到时候,5年,50年,甚至500年,只要有人愿意,就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馆去聆听500年前先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经常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为了500年后,如果一个湖南的年轻人走到湖南省博物馆,输入‘吃饭’两个字,‘睡觉’两个字,有57种湖南的讲法,而且都是500年前先人的声音,那个声音出来之后,他有可能感动得掉下眼泪来。”

汪涵说,就算为了那一滴眼泪,他也要做这个事情。“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让你不要忘记你从哪里出发,普通话让你交流极其顺畅,而方言让你感受到无限的温暖。”

他相信未来人们会花很多很多钱为温暖这个词买单。

万事开头难,开展“響應”计划最艰难的是在他们团队创建初期,因为做的是湖南方言,所以要找的所有学者和专家,必须是湖南籍的,“如果一个江苏的语言学家,他去湖南做语言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听都听不懂,更不要说做研究或者记录了。”

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最终在全国找到十几位湘籍的语言学家,带领他们的研究生,搭建了十一个组,在57个方言点,利用寒暑假,回到湖南,做田野调查。

“響應”计划如今已经做到第三个年头,今年湖南省博物馆要重新开馆做“湖南人”大型展览,他们已经可以把目前所有的收录成果,支撑起这次展览方言这一版块的所有“语料”。

有成果,但是遇到更多的是问题。因为要让语音语料非常的标准,要让所有的学界都认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比如采录一个语音语料,如果背景的噪音超过45分贝,这一段就不能用。但是在实地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不可能让旁边的狗不叫,你不能让农村的拖拉机在耕地的时候停掉,那怎么办?怎么去规避?你把他请到县电视台,他会紧张啊!他不可能像在自家门口那样发出的自然的自在的纯正的那种乡音。乡音真的就是在乡土里,你把他放在电视台了放在录音棚了,那录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所以对于这些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来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大自然”的掣肘,让它标准化,同时也要保证收录的声音自然自在。

参与调查的老师和同学们认真的态度让汪涵动容,更让汪涵感动的,是当那些方言发言人了解我们在做的工作时候,“他们常常在录完之后还三番五次地发信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又想起来了,你还需不需要。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录下的声音可以在博物馆里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他的子子孙孙将来只要有可能,就可以听到,喔,那是我的祖先说的话,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慎重,他就真的意识到历史的长河是真的很长很长的一条河,而不是考虑明年、5年这样的维度。他就有意识考虑到,噢,我是在做一个50年、100年、500年以后的事情。”

除此之外,语言保护的关键是要激活内在的文化自觉。

汪涵说年轻人是最好的传播群体,需要契合他们的需求,让方言有趣,真正激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真正喜欢并说起来。要改变“只有三四十岁的人在台上唱戏,五六十岁的人在台下看戏”的状态,需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所以他提出了“精准”语保。“精准”就是指向年轻人,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方式,电影、音乐、旅行、综艺节目,所有的形式,我们可以用“娱乐+”的形式去做。

去年,他作为联合发起人,帮助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创办起来。今年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举办,他又亲自过来站台。汪涵说,大家都认为方言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载体和传播形式,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进来。

上台发言时,他身穿背后印有“天天向上”的夹克衫,一开口就现场秀起了方言,而且一说就是好几种。台下本来默不作声的观众迅速被熟悉的家乡话吸引,纷纷喊出声来想让汪涵模仿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