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岩松学评述 | “监护”的困境

上周，在陕西渭南，一位继母因为虐待六岁的男孩获刑16年，如果不了解事实的人，可能第一反应是：判得够重的。但孩子的律师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见过孩子现状，你就知道判得太轻了。去年3月，当这位继母把孩子送到医院的时候，这个孩子有75%的颅骨损伤，两根肋骨骨折，双目视网膜脱落，当时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吸，虽然医生把孩子救了回来，但是现在几乎处于植物人的状态，几乎是很难的事情。

 • 岩 松 说 • 

未成年的无助

这些未成年受到虐待后想要保护自己甚至是起诉自己的父母都是很难的。儿童他的社会地位低，社会阅历很低，他的求助能力很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低，他无法向社会求助，来表明自己被打了，自己被虐待了，他甚至都没有这种概念。并且施虐的监护人通常会禁止孩子上学，就医，不让周围人议论甚至不让孩子承认，他的所有的求助通道都被关闭，可以说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处于一种精神被控制的状态。

警方的不作为

而对于一些设法逃跑的未成年，周围村民怕他们出现意外也只好报警。可这些孩子拼命解释不想回家，但结果永远只有一个：他们又被送回施暴的监护人手中。而警方声称虐待属于自诉类案件，即“告诉才处理”，即便孩子被送回家再次被家暴，他们则表示无能为力。可在发生意外事故后，警方却认定这是意外，当记者询问相关细节时，警方却没有回应。

法律的未被落实

2014年年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意见，即《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在中国未成年人保护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但是这条法律在诸如在刘某案等未成年的保护过程的具体实践中并没有被落实，有法不依，未成年得不到相应的法律保护，无法让施虐者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不能遏制这股气焰的生长。

专事专人专做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判决，能在全社会起到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在处理未成年其权益问题时，公安机关保卫的是第一道线，公安人员办理类似案件的专业化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儿童保护的水平。所以我们的公安机关必须自上而下，包括到县里的公安机关，一定要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机构，或者是退一步，一定要有专职人员来进行处理，这样才能够做到针对性，高效性，及时性。

不能投鼠忌器

很多公安机关对此类事件不管不顾也是因为追究了父母的法律责任，会导致孩子无处安置。而我们公安机关可以在接警以后把这个孩子带离危险场所，由他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抚养，如果没有合适的地方，由当地的救助保护机构进行安置，也就是由民政部门设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进行安置。

对监护权的移改

对于虐待事件事发后，给孩子们的低保要尽快从监护人手中转出；要加快对其立案侦查进程。此外，虽然我国有监护权恢复机制，但有专家认为要慎重恢复监护人的监护权，但只有重获家庭支持，重新探索孩子们的寄养和送养问题，孩子们的未来才有希望。用法制的完善来保障孩子们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让身边的每个人都重视培养孩子们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而整个社会的各项工作也要把儿童福利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很显然，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决定着那些身处困境的孩子们未来的出路。

虽然隔绝了施虐的环境，但他们内心的创伤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平复。让孩子们走出之前的心理阴影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检测体系，包括要有法律和行政体系，然后安排相应的工作经费，然后强制报告。然后建立儿童之家，作为儿童福利示范区，并且聘用一个儿童福利主任，负责进村入户了解情况，协调资源，帮助儿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还要对孩子心理辅导进行及时关注反馈，从简单地向孩子传递自我保护知识，到更深层地从工作中发现孩子的异常并加以解决。作为儿童主任，他们将会是最接近孩子们的家庭之外的监督员，从生活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包括孩子的学习，以及心理等等这方面，进行更细致，更全面的监护。

过去这一类事件是相当隐性的，可能在村里是默默无声的，是发生又消失根本就无人关注的，而这种状，才是真正可怕的、可悲的。从这些恶性事件里面，能够去讨论，吸取教训，然后改善公共政策，改变这种社会整个处置的程序和结构，从而为国家保障有一个健康、健全的，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下一代，这个应该是关系到国家整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大的国策。

基层的儿童工作网络推进已经有序开展，但是服务于儿童的这样一个政府工作网络，还是相对比较弱。让它从行政管理体制上固定下来，那么有相当多的专职工作人员，来负责这个儿童的事务，从儿童福利的提升开始，整个福利慈善、社会工作、社会矫治，包括社会公正这种法治建设，全部都纳入讨论的范围，那么这也是开启社会进步的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