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没准儿将来退休了， 我又回来做广播

既然我是搞广播出身的，那现在就对着录音机，颠三倒四地自言自语，回忆一下我在广东电台那些年的二三事吧。

我在广东台的时候，有一位领导叫区念中，大家都喜欢叫他区生。区生的业务思想当年对我影响很大，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过，一个广播节目，如果照录音把它扒成文字是现成的一篇好文章的话，那恐怕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广播节目，因为口语有口语的特点。所以，这次我为自己不写文章而用口述，找到了一个理由。

要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7 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多是录播的，一个节目先由记者、编辑写成稿子，然后由播音员铿锵有力地诵读出来，是那样的一种节目形式。所以他这个话，我当年听起来是革命性的，就是——“让说话回到说话”。

1991 年，“广播新闻性专题节目听评研讨会”在罗浮山举行。会议期间主持人窦文涛（左二）和新华社记者王志刚（右一）与听众讨论问题。

我1989 年从武汉大学毕业，那年大学生找工作很多都遇到困难，兴起一个潮流就是南下，有的同学奔了深圳，有的同学奔了海南，我呢，去了广州。

本来想去广东电视台，但是人家没要我。我后来就去广东电台，在一楼往左拐走廊第N 间办公室，在那里碰到一位很有风韵的女士，她的名字叫余瑞金。后来听说她是当年中山大学的校花。她是我的一个贵人，当时她在广东电台社教部少儿组当组长，好像区生是社教部副主任，李东是主任。

余瑞金和我见面后，在办公室跟我聊了聊，然后我就坐火车回学校，从广州回武汉。

一到学校，系里已经收到了广东电台要我的电报。这样，我就分配到了广东电台社教部的少儿组。现在想起来，真是要感谢余瑞金大姐给我这个机会。

我到广东电台的时候，没想到做主持人，因为我读的是新闻系，那个时候读新闻系，将来是要做记者或者编辑的。当时的中国广播，还是录音播出的时代。什么叫录音播出呢？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就很难了解了，就是做节目要先写好文字稿，然后在录音室里由播音员播讲，节目录成一大卷一大卷的录音带，然后送去播出。

如果当时我分配到北京，比如说分配到中央电台，我想我恐怕更当不了主持人。因为那个时候的播音员，几乎都是广播学院播音系出来的，他们受过专业的播音训练，字正腔圆，才能去做播音员或者主持人。

那个时候，主持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据说广播学院教材里有这样的说法：1981 年吧，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才出现最早一代的主持人，号称“北徐南李”, 北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空中之友》的徐曼，南边就是广东电台《大众信箱》的李一萍，是讲粤语的。后来这个缘分也是非常的巧，恰恰李一萍大姐是引导我从广东电台去凤凰卫视的介绍人。在当时我没有受过专业的播音训练，如果到了北京，可能我只能做一个普通的记者或者编辑。

当然，我到广东也不是一去就做主持人，那后来是怎么做了主持人呢？这里边有一个因缘，这个因缘还真的是躬逢盛会，就是我这个命，刚好赶在中国广播改革新陈代谢的一个时间点上。广播由过去多少年的录音播出，进入一个直播的新时代。

那时广东不但经济改革领风气之先，广播改革也领风气之先。1986 年，全国第一个经济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用的是粤语，那会儿叫广播改革的“珠江模式”。我到广东电台社教部，那时候还是大盘带录音播出的，但是我去了没多久，台里就开始酝酿，要办一个广东新闻台，这个新闻台的模式就是直播，用普通话播出。这样一来，我所在的社教部就转为新闻台节目部，我也有了当主持人的机会。

今天说起直播，大家觉得像是家常便饭，但是你要知道在当年的那个时候，直播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你想，习惯了一字一句先写稿、领导审稿，然后播音员录音再播出这样一个体系，一下子变成直播，怎么弄？

我现在还记得，为了研究怎么直播，部门领导还专门领着我们去经济特区深圳，去那干吗呢？偷听香港电台。

广东电台的改革，它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板，就是香港的电台。当时在广州听得不大清楚，所以跑到深圳的酒店里，在那儿一天一天地专门听，研究人家主持人的播出风格、节目结构，听人家香港的电台是怎么做直播的。

因为直播，当时有一个词叫作“大板块节目”。以前你写稿子录音播出，一个节目可能只是15 分钟、20分钟，30 分钟就顶天了，但是你要直播的话，那可能一个节目就两三个小时，由多个环节的内容构成。播音员是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方式来操作这么长的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不但要有话可说，而且说的内容还不能空洞无物，和听众交流的时候，你得引导得体、应对自如，所以基本上主持人就得脱口而出。所以这个“大板块节目”的出现，就需要有思想、反应灵敏、能“聊天儿”的主持人了。

当时我被选中，因为我们少儿节目组，接受了为新开播的新闻台办一个公众讨论的热线电话节目。我们原来想直接讨论社会问题，但因为是直播，也因为公众通过电话直接参加讨论，节目马上就播了出去，不知道听众会不会来电话，在电话里说些啥，也怕主持人没有经验，把握不了，所以我们就先把节目的内容定位在家庭问题，节目名字叫《家庭咏叹调》。那时，全国的电台也都还没有热线电话讨论社会问题的直播节目。

当时选了我还有另一位女主持人，让我们俩去做这个直播节目的主持人。你想，我这么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没有任何婚姻生活经验的小伙子，要去主持《家庭咏叹调》，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新闻台是1989 年11 月15 日开播的，为了保险起见，《家庭咏叹调》提前几天做了试播，节目只能在电台大院和周围街区小范围接收。我忘了那天讨论什么话题，但没想到效果很好，大楼里其他办公室的同事，大院里的居民，偶然听到这个节目，都纷纷来电话参与，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两年之后，1992 年1 月1 日，我们对直播的热线电话节目已经有了比较多的经验，《家庭咏叹调》就改为用热线电话直接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节目改为《今日热线》。几年下来，这个节目给我提供了上千小时“无稿直播”的经验。因为这个节目，我还得了全国首届广播电视“金话筒奖”。

窦文涛和赵彦红在全国首届广播电视主持人“金话筒”颁奖礼上

我还记得就是那样一个时刻，我们坐在直播台里，主持人找好了每一首歌曲的开头，因为你的主持方式，比如两三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这么长的电话讨论的直播节目，所以你手上拿到的就不是完整的一篇长长的播出稿，而是你和编辑准备的“提纲加资料”。

事前，你得和编辑一起准备当天讨论的“话题”，搜集和这个话题有关的资料，想好如何让讨论逐步深入，如何引导听众参与讨论等。因为现场说的一切，直接就播出去了。

你还要熟练地调控你话筒面前调音台上的多个键，主持人的话筒键，搭档的话筒键，包括隔壁播音间里整点播出新闻的播音员的话筒键，还有放音乐、放录音的控制键，都在我们手上，我们戴着耳机，那可真是总控一切的直播主持。

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位女搭档，叫吕玉兰（播音名罗兰）。

当时第一天直播，我们以前都习惯了录音播出的，错了还可以重新再录，而现在说什么当时就播出去了，那种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你要非常准确地控制时间，到了半点就是放宣传片、放广告，正点要出新闻，每到那个正点“嘀嘀嘀”报时声响起，你这话就得刚好说完，所以你对机器和时间的控制，就变成了一门技术。

广东新闻台直播，我们两个新丁头一回上直播。有一天我还记得，我们俩在直播室里，好像是跟观众通过热线玩哪个游戏，出个什么题。记得当时两个人紧张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出了一道知识题，然后连续接进几个电话，听众都没有答对，但是这个时候正点新闻时间到了，必须收住，推正点新闻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俩紧张得都没听见对方在说什么，我的搭档现场决定说，既然大家都没有答出来，我们时间也到了，那么我就把标准答案告诉大家。

她话音刚落，我在她旁边就说，如果您知道问题的答案，您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一样会发奖品给您……

所以当时就有关于主持人这样或那样的笑话，比如说，“下面听一段‘独子笛奏’”什么的。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后来就慢慢放松下来，甚至放肆起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挺奇妙的感觉，很多时候直播室里只有你一个人，你想说什么全由你自己，想什么时候放音乐全由你自己，你来把控这一段时间。

我现在向广东电台坦白我当年的一次恶作剧，应该罚我的工资。那是一次没有人发现的播出事故。因为在直播室的那种感觉太好奇了，那种控制感，你会觉得现在你说什么，现在你放什么，广东全省甚至更广的范围内的人，会直接跟你同时经历，同时都听见。有时候会有那么一种恶作剧的念头，就是自己的那种控制感。以至于有一次，我看大概到了吃晚饭的那个时间，外面监控的技术员也拿盒饭去了，直播室没有人，正好是18:00 正点新闻的时间。

我旁边那个播音室，播新闻的那个播音员正在播新闻，但是他的话筒键是在我这个地方推起来和放下去的。我竟然有一种强烈的做恶作剧的欲望，噌一下把他的话筒拉下来了，1 秒钟，2 秒钟，3 秒钟，“砰”的一声，又赶快给他推回去了。

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啊，我能影响全省有3 秒钟听不见广播的新闻！你说当时是满足了我一种什么样的变态心理，我今天也很难解释。那个时候啊，中国的广播，从录播时代迈进直播时代，我刚好就在那个节点上，我刚好就在那个关口，在那个时候，那种惊奇、那种心情，我今天还记得。

我有时候会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现在这个媒体也像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在凤凰卫视做的电视节目是《锵锵三人行》，但是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他们是听《锵锵三人行》，只听音频，不看电视。

我每每想到这个，我就觉得今天做的《锵锵三人行》，跟我当年做广播也有渊源，有的时候，人的运程也可能会从终点回到起点。我甚至想，等我老的时候，脸老得跟树皮似的，那还有脸上电视吗？何必让人家看我这张糟糠脸呢？对吧？我想没准儿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可能又会做一个音频的节目，就在自己家里，甚至就通过一部手机，某种程度上又像是回归了我做广播的起点。

实际上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离开了广播之后，我会觉得如果现在有人让我去做当年广东电台那样的直播节目，一会儿瞎聊天儿，一会儿谈谈事业、感情问题，一会儿放放自己爱听的歌，我越想越觉得那更像是个爱好，反倒是今天做的电视工作像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作。

广播，实际已经成了我的私人爱好，想起我在广东电台的那7 年，虽然已经是20 多年前的事了，我想到的居然是这个——没准儿将来退休了，我又回来做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