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中国播音界泰斗张颂：我要尽心尽力送你们一程

“播音有学”

在悼念张颂先生的众多微博中，他最亲近的学生柴芦径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多少人，并不了解张老师。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成就，却不懂他的追求。孤独的行吟者，筚路蓝缕，壮志未酬。”1995年就跟随张颂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了他的博士生，毕业后一直在他身边任教，柴芦径对张老师内心的解读，比许多人都透彻。

1959年，踏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门的那一刻，张颂的复杂心情恐怕是今天的播音学子们所难以理解的。和今天的播音员主持人身上的熠熠光彩相比，当年，那不过是“没出息的报告员”。尤其对于毕业于名校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放弃光荣的人民教师职业而选择“报告员”，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看着大多数同学留在了北师大，张颂也彷徨了，他对老师齐越表达自己的想法，齐越的一句话让他醍醐灌顶：“播音员是在更大的讲堂上当老师。”

从此，他迷恋上了声音。一花一世界。他暗下决心，要为看似“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播音构建一套理论体系，证明“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他相信播音员主持人不是“念稿员”、“传声筒”，他们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播音有学”！不论让不让播音，不管能不能讲课，他不计寒暑，矢志不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颂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朗读学》。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学界大受震动，开始向播音专业行注目礼。

改革开放后，面对广播电视的迅猛发展，声音的表达又一次被冷落了，各种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理论不胫而走，甚至出现了对语言研究者的攻击。向来低调温和的张颂按捺不住了，“在指名道姓的境遇里，在‘消极’、‘失误’、‘诡辩’等连篇累牍的帽子扣下来的情况下，不能再沉默了，沉默大约相当于‘无理’。”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张颂集结了一本10章的《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对广播电视播音理论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予以澄清，以期“明了是非，发展事业，从中仍可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随着节目主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荧屏上，“口语至上”的危机出现了，社会普遍抬高“主持”，轻视“播音”，有些主管领导表现出“惟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张颂又一次奋笔疾书，竭力呐喊：书面语的“有声版”，做得好也并非易事！所谓字正腔圆，只有心正，才能字正，只有情绪饱满，才能腔圆，播音是一门和个体素养息息相关的文字语言的艺术再创作。“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无须定于一尊，也无须分出高下！”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需要十足勇气的。

在全媒体时代，当“泛娱乐化”向广播电视侵袭而来时，张颂又发出了这样响亮的声音：“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肩负着提升广大受众的社会道德和引导先进文化方向的责任，而绝不是专门供人取乐，被人消遣的媚俗艺技。”

对于新时期播音主持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张颂即使到离世前夕，仍不能释怀，如果生命能延续几年，这名勇敢的行吟者还将继续前进，不论前方是沟壑还是荆棘。

“很多事还没做，很多东西还没写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颂的家不过是北京德内大街麻花电台宿舍一间12平米的平房。

学生鲁景超永远都记得1984年的盛夏，第一次走进这间小屋时所看到的情景：单薄的房门开起来吱呀作响，低矮昏暗的小屋里，一张小桌，一张大床，女儿赵岩在桌上写作业，张颂老师半趴半坐在硬板床上写东西，师母一个劲地扇着大蒲扇，可老师的后背还是让汗水浸湿了一片。

在这个小屋长大的赵岩并不喜欢夏日，酷热的天气让埋头写作的父亲即使光着膀子，仍挥汗如雨；她又害怕下雨，屋外一旦下起大雨，屋内就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但父亲总是泰然处之，乐呵呵地想出各种办法解决每一处漏缝。

正是在这个小屋里，张颂完成了他人生中的首部重要著作《朗读学》。

这个小屋，又成了他的第二课堂。这里像个审听室，一盘盘的录音带，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的，县广播站的，学生自己的，亲自送来的，邮寄来的，代捎来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地听，写下自己的意见后再送还，如同小学生交作业那样虔诚。

这间小平房一住就是二十几年，54岁那年，张颂终于和家人搬进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一套60多平米的小三居，2005年，迁入中国传媒大学校内一处条件更为优越的居室。

从此，在张颂的许多著述落款上，常常能看到这样一行字——“写于‘三书屋’”，对于这个屋子的珍爱跃然纸上。先生的“三书屋”，并非面朝青山、翠竹环绕、阔大明亮之所在，不过是个坐下三两个人就稍显促狭的小屋。然而对于张颂来说，能有一隅天地心无旁骛地读书、教书、写书——正所谓“三书”，足矣！

2012年初，病情不断恶化的张颂仍出现在了讲台上。不论是播音系的专业课，还是外系请他开讲座，张颂只要有一丝力气便欣然前往。3月27日，11级播音硕士班的蒋宝琛聆听了张颂先生的最后一课。“老师显得有些憔悴，端坐在讲台上，但眼睛依然如往日一样炯炯有神。”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预感，事先并不知晓老师病情的学生们那堂课上得格外认真，四周除了老师的声音，只听得到一片沙沙的写字声。

2012年8月的一天，一辆车正在驶往北京肿瘤医院的路上，这位病重的老人准备到此接受放疗。谈话间，乐观的老人突然慨叹：“很多事还没做，很多东西还没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