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艺考黑幕调查

“去中传转了转吗？”面对暗访的南方周末记者，北京某艺考机构周老师这样开场，“中传的南门隔着京通快速，天桥过去有个小区，叫珠江绿洲，小区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艺考机构。现在守着中传的，有靠近双桥这边的北广之星，原来他们在中传里面；往中传的西校区走，那边去年有很多机构，再往西，还有。”

2015年底，李舒觉得自己的播音培训毫无长进，她终于来到北京。

在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学府中国传媒大学附近，艺考机构扎堆，它们的卖点，是“考官班”。“中影艺考”的招生负责人告诉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该机构有一半的老师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和众多传媒学院的在职教授”。

该负责人向暗访的南方周末记者播放了一段教学视频，其中出现了播音、编导、表演、舞蹈等各学科的名教授。“钱学阁，他是泰斗级的，张艺谋等一批导演都是他的学生。王江，赵薇黄晓明的老师。这是麻淑云老师，在中戏她是非常说得上话的，她是系主任。”视频里还出现了中传播音主持专业的退休教授杜青，这些老师都曾经担任艺考考官。

自从2015年被媒体曝光过之后，这些视频就没有出现在学校公开招生的材料里，只有实地询问时，他们才会拿出来。“我们有一半的课都是他们教的，”“中影艺考”的负责人点明考官班的玄机，“走艺术这一块，之前就有很多民间传言说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五六年前是有这种，就是在考场里面老师说你给我一百万我就让你进去。但是现在反腐一直保持高压态势，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了。他如果做了这件事，他饭碗就没了。所以现在最大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些老师教过你，看过你。因为竞争很激烈，同等条件的学生肯定我更倾向于一个我教过的，我眼熟的，我看过的。”

邻近“中影艺考”的“北广之星”则是在考前两个月请来考官。“中传、中戏、北电、浙传、中华女子学院等七八所院校的考官，严格模拟考试流程，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的初试、复试，他给你的分数基本上就是你去中国传媒大学考试的分数。”该机构招生负责人杨老师告诉考生和家长，“我们考上中传的学生都是上过考官班的。你上过考官班的，大家多少会混个脸熟，如果一个学生可以给90也可以给95，脸熟的话我就给95，他有个印象分。”

“考试必然有其规律、甚至有一定的‘捷径’。”张轲从事过美术艺考培训工作，他认为其中考官班的套路如出一辙。美术艺考的画作，考生名字全贴在背面。十几年前，一位考官自己办培训班的时候，让自己的学员参加色彩考试的时候全部用一种特殊的画法。当年，他的学员大都顺利过关；而往后，这个老师不再担任考官了，还在模仿这种画法的学生，就很难再次获得成功了。与美术艺考不同的是，播音艺考是面试。“这些评委和考官来上课不是一次两次地上，都是一直上，记住一个人很难吗？”张雷分析其中的操作空间，“衣服是自己搭配的，对不对？没有明文规定不能戴表戴首饰，这些都是可以做标志的。”

一些培训班总要把本年度可能成为考官的人请来。“你看我们连考官都请来了，考官是给你上过课的。现在中国小孩在上高中的时候，对潜规则就有认识了，他认为他被考官看到了一眼是极其了不起的事情。”考官尚小良也被成都某艺考培训机构请去上课，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北广之星”的普通班学费12800元，考官班学费是24800元——只有普通班的一倍不到。每年的考官班只招12个学生，由普通班学生参与考试角逐名额。“我们有的学生考两次考官班都考不上。你零基础的话，人家根本就不教。”

那么，“考官班”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培训学校拿来骗人的？

请考官做培训属于违规行为。根据教育部办公厅2015年12月发布的通知，“严禁开展特殊类型招生的高校、内设学院（系、部等）及教职工组织或参与考前培训、应试培训”，通知中提出建立违规评委黑名单通报机制，“一旦进入黑名单的考评人员，终身不得参与各省（区、市）和高校组织的特殊类型招生考试工作”。

吸引高校考官进机构的，是丰厚的报酬。

“他们在学校挣不到太多的钱。我们给他们一个小时五六千。”“中影艺考”招生负责人对考生和家长说。

“我在大学里上一节课是65到70元，在机构会给到200元。它占我收入的大头。”成都某高校播音主持专业讲师尚小良也在成都艺考机构任教，他知道，有四个同事自己在校外办班。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北广之星”老师张轲引用马克思的名言，“这个行业的好坏更多取决于运营者的追求方向。”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在母校附近办了一家艺考机构，他每年会请中传的老师到机构交流。“我是中传的老师，学校不允许我去，我不在那儿上课，我去看看我学生可以吧？如果这个学生专业课不错，读一段我听听，没毛病吧？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民不举官不纠，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低调。”该机构招生负责人耿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影艺考”播音主持培训原来放在中戏附近，2016年校方决定把播音主持做大，在中传附近开辟新校区。“调到中传附近，也是方便老师过来。”“中影艺考”的招生负责人说。

“考官其实是一个噱头，我们拿这个噱头来唬你们不懂的人。把整个学费抬高。”北京奥尔艺考招生负责人周老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老教授们，是在最后一试，但你如果初试、复试都过不了，就算跟他们混脸熟了，那也没用。”就算考生进了终面，认识一个脸熟的教授，也只是四五个考官之一。

成都高校的考官普遍参与艺考培训，却鲜有媒体报道。“你捅到学校去，他是系主任，你能有什么办法？你捅到媒体去，成都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有一大半都是这些学校出来的，你捅过去是捅自己的老师。”张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四川属于播音艺考的大省，这样的省份会组织考生在本省先进行“联考”。对于单独组织招生考试（即“校考”）的高校，联考成绩是录取的参考；对于不安排“校考”的高校，联考成绩就是录取的唯一依据。“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老师上课，谁来教他们？”四川传媒学院教授赵刚多年公开在四川各地艺考机构培训播音、编导、表演课程，他反问南方周末记者，“据我了解，很多考官和大学里高级职称的老师都在上课，这是把闲置的资源给社会提供。你不能说培训上了课的人就一定会腐败，你也不能说这个人没有给艺考培训上课他就一定清廉。”

▲ 吸引高校考官进艺考机构的，是丰厚的报酬：一小时可高至五六千元。（东方IC/图）

尚小良2015年出任安徽省播音联考的考官，第一天中午和大家一起吃饭时，他惊讶地得知，自己组的五个考官只有两个教播音的，还有两个来自作曲系、一个来自计算机系，从四川、河北等省份的高校抽调到安徽。

下午考试时，尚小良观察旁边作曲系老师的打分，发现两个人的标准分歧很大。一些女生有主持的气场和氛围，尚小良认为是个苗子，应该把分数打高，但是他看到身旁的老师把分数压得极低。“有个男孩长得很胖很胖，我怀疑他都有一吨重，他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得不好，但我旁边的那个老师给他打的分数就很高。”尚小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才明白，因为那位考官是作曲系的，根据音色来判断。音色好的，统统都是高分。音色不好的，即使其他地方再出众，也是个及格分出头。

尚小良没法看到计算机系老师的打分，但是对方说话口音很重，在面试过程中都不太好意思开口。“在自备稿件这个板块，我们要求语音准确，但我怀疑这个老师能不能听出来什么是‘语音准确’。”

然而，即便是内行的播音考官，对于考试的评判标准也莫衷一是。

以四川省播音联考为例，考试科目包括自备稿件、指定稿件和即兴评述，三项各占100分，没有公开的具体评判标准。考官们打分时先定分数段，再打分。在考生朗诵自备稿件的时候，五个考官协商后确定一个分数段。如果该考生被定在80分段，他接下来的两项成绩也只能在80分段打分，否则考官违规。如果考官一定要“越段打分”，必须说明理由。

确定一个考生分数段的，赵刚认为首先是普通话水平。“普通话里面不能有硬伤，比如某个平翘舌音说不来，这叫硬伤；前后鼻音、‘了，呢’说不来，统称为普通话的字音有硬伤。还有普通话的声调必须标准。”赵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不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川话方言语序——“表达是第二位的，我们宁可收什么学生？你的普通话程度比较高，但是表达可能软一点，因为你毕竟是考大学，到了大学还要继续学习的。”

个人形象也影响播音艺考的评分。在新亚艺考，王正超发现今年整容的学员比去年增加了许多。“去年一百个学生里最多有两个，今年一百个学生里边将近十个。割双眼皮，隆鼻子，打玻尿酸。”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颜值’，但是这个‘颜值’跟社会上的理解不一样，从专业的角度讲，播音主持类的学生脸形不要太宽，毕竟要上镜，”赵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然，还有内在的气质，一个小姑娘打扮得像个少妇一样，或者有的男生文身挂着耳链什么的，都不太符合艺术学院的审美标准。那些社会习气很重的，都会影响我们的评判。”

“现在老百姓已经不太在意节目主持人的外形和语音了，”青年考官尚小良不太同意赵刚的观点，“例如‘暴走大事件’，主持人戴着一个头套，语音也不标准，语序也乱七八糟的，但他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内容提供者。但现在大学的培养模式和艺考的培训标准，好像都不看重这些，仍然要看他普通话是否标准，他能否调动自己的情感，这个就非常落伍了。”

尚小良质疑的这套播音主持“传统标准”，是在中国的广播时代形成的。

“自从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以来，特别是1960年代初期以后，广播电视播音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严格按照稿件播音。”中国播音学学科创立者张颂生前曾在文章中谈到，播音员长期以来缺乏依据腹稿即兴播音的创作机会，“许多播音员，长期照稿件播音，竟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和语言定势，一旦离开了稿件，连小组会上的发言也会前言不搭后语。”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对台湾的广播中首次推出了主持人节目“空中之友”，改变了过去“居高临下、语气生硬”的对台广播面貌。从此，大众对播音主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语音和情感，而是越发多元化。

至今，播音主持艺考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教材，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评判标准，完全是主观判定，尚小良觉得这是好事。尚小良在出任安徽省联考考官的时候，就给一些普通话有“硬伤”的考生打过高分。“他们讲话的时候，两眼放光，我能看到他作为一个爱说话小孩的活力，我在学校上课也上了七年，我觉得这样的同学是非常有冲击力和塑造力的。我完全愿意为我自己打的分数负责。”

2016年3月，李舒在联考和校考中表现平平。这时，机构向她抛出了最后的“机会”——花钱涨分。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高校考官和多家机构负责人都认为，交钱买分基本属于欺诈的说法。各省联考都对考场舞弊有监督和防范。2015年，安徽省历史上第一次组织播音联考，尚小良是考官之一。当时考官的生活起居全程有武警陪同，考场上的交流也被严格禁止。

安徽省联考直接由考官在电脑上打分，四川省联考的考官打分后则会在分数上贴透明胶或者盖公章，防止篡改。

然而每年艺考还是会流传“换分”的新故事。

2016年参加四川省联考的肖瑾发现，同一个机构有两位平时特别优秀的同学最后只考了190多分，而他们平时的模拟考试成绩是240多分。肖瑾有个从没学过播音的同学，当时报名考着玩，最后成绩是197分；而机构里那位专业、外貌、身高都比较出众的女生，只考了192分。与此同时，与肖瑾同机构的还有一个长得挺白的男生，语音基础特别不好，说话的时候有一股方言，最后考了246分。

个人当然没法判断“换分”是真是假，就着这个传言，多家艺考机构老师会欣然推出“提高分数”“包过线”的服务，当然，你也得再多交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对于已经付出了两三万元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更多会选择“宁可信其有”。

“其实我相信在艺考过程中，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猫腻。真正的猫腻在培训机构那儿，要是哪个老师跟他的学生说，你的分数被换了，他的分数到底有没有被换，没有人知道。”刘婧认为，机构老师很乐意传播“换分”的谣言，相信的人，可以多赚他们的钱；不相信的人，如果考试失利，机构也可以为自己的教学失利卸责，“现在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分数被换了，每个人都对艺考失去了信心，都想着去拿钱，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难以想象有人会如此无耻地把潜规则当做规则来向考生宣告，他面前的是一个高中生，法律上面还属于未成年人，这些影响对未成年而言是挺可怕的。”尚小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最终，李舒没有交钱。而跟她同机构的一个男生报了学费28万的“直通班”，最后考上一所河南高校，在某些省份的录取线是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