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所以，说他们是特务也不冤枉。可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们传教使信徒觉醒，跟着他们走向天国。传教士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有病的人治病，教没有文化的人识字读《圣经》，还教生活技能。今天要发展西部，就需要有像教会那样的组织力量支持当地；有像传教士那样的人甘于贫苦、甘于牺牲来做工作。

调查结束，别人都回重庆，周先生兴致高，再往前就是敦煌，他要去看千佛洞。路上黄沙漫天，男人要随时下车铲沙子。途中，一位用纱巾蒙着头和脸的摩登女郎带着孩子搭车，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原来是常书鸿夫人，去探望正在那里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夫君。到敦煌，画家张大千和考古学家向达也在那里——他们每个人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抗战时期，周有光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不仅吃苦，而且承受着国破人离散的惨剧。抗战八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搬家36次，可爱的女儿小禾不满六岁，因为生病没有盘尼西林，死在妈妈怀里；儿子一日在外被流弹击中，所幸大难不死。在周先生夫妇心中，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需要多长的时间、多大的心智去慢慢化解？

抗战胜利后，周先生供职的新华银行，派他去美国、英国开拓业务。周先生眼界更开阔了，人也阔了。在美国感受四通八达的铁路，高档车厢里还有浴室；去英国乘豪华游轮，有游泳池，晚宴都要穿礼服，张允和单是旗袍就带了一二十件。周先生颇为风趣地对金玉良说：“那时我有那经济条件。不像你认识我时，都穷趴地了。”

一时赴觥筹交错的华宴，一时过“凭票供应”的日子；65岁于“干校”挑担插秧，98岁在北戴河下海游泳……穷过富过，欢喜过悲痛过，春风得意过也坎坷失意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百年史，您以为老寿星是怎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