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央视实习的那些事儿

与康辉合影

写在出发之前

转专业学习新闻学，柴静记者是我的动力之一。另外一个人，是柴记者的伯乐陈虻，刚刚好，这两个人都在央视。

央视新闻中心成了媒体人的梦想，至少是我的，一度是。

抱着不能留下来但肯定可以体验一番的心态报了央视的实习，不管不顾的想要去到北京，个中曲折在此不多作交代，总算达成所愿，顺利抵达央视新闻中心位于军事博物馆的大楼。

但情怀能支持我们走多远，这个问题，和理想的意义其实一样。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这本书是很早之前就看过的，著作者是早期央视著名制片人陈虻，那段时间沉迷于央视人的执拗和闯劲，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陈虻是很多人的偶像。

是柴记者的，也是我的。

他说新闻最关心的是人，是人的感受，这个人，是我们的父母亲人，也是身边可能路过的每一个普通人。只有大家关心的痛和痒，才是新闻人应该真正关心的东西。

这是我们做新闻的出发点，可是现实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出发，而渐行渐远。初衷是什么，是铁肩担道义，然后妙手著文章，还是利益至上，流量为王。

考研的时候，我在笔记本的首页写了行字：

一名记者、两部手机、三餐不定、拿四千工资、累得五脏俱伤

虽六欲尽废、还得七点起床、八点上班、找九个选题、不敢说十分辛苦

每每困意来袭，读到这行字还是会热泪暗涌。看着传统媒体，大有江河日下、日薄西山之势，这个时候一头扎进去，对未来的把握有多少，不用掂量就知道就几分重量。

九月初，北上，央视我来了。

央视新闻大楼

央视初体验

接待我们几个实习生（ps.都是女生）的是央视人力资源部的老师，在我们到达之前，早有北大、清华和南大的学生在接受实习前相关指示，气氛还算融洽。经过商定，我们一行五个女生留在社会新闻部，因为一向关注民生新闻，我主动请缨去了据说活最多的政法组。

社会新闻部在新闻中心大楼的22层，每次坐底层电梯还要在中间转乘一次。政法组在最北边阳光最为通透的办公室，正对门的是一个超大显示屏，每天滚动播放24小时新闻，政法组主要由三个制片人老师负责组织记者们进行选题、策划和审稿，他们的经历都丰富得让人咋舌，曾经都是身经百战的记者，工作上较真严厉，一丝不苟，对待实习生却很温和耐心，愿意指点，也愿意和年轻人拉话，另外，政法组还有二三十个资历深厚的记者，个个身怀绝艺，大多数都是在央视黄金时代进去的，有住过几年地下室的，有在央视门口毛遂自荐的，还有痴心不改实习了将近十年才转正成为正式记者的。

这些人的机遇，千奇百状，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小说。这些老牌记者是随着央视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过央视最辉煌的时代，然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媒体裹挟着信息海洋的大浪，退潮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人在裸泳。

有记者透露，央视台长的桌上，每天都有人去放辞职信。

办公室的实习生常年维持在三四个左右，来来往往，没个定数。办公室的花要浇，丢了整晚烟头的地也需要人拖，还有两个热水瓶常常是空的，堆放着稿件、磁带、储存卡和电脑的桌子稍不留神就会让打翻的茶水浇得冒烟。

一片狼藉。

记者们呈僧多之势，实习生却只有那么几个。片子来的时候，一个实习生要兼顾几个老师交代的任务，回迁素材，配音，传素材，倒格式，粗编，精编，推片子。楼上楼下，常常忙得饭都顾不上吃。可是闲下来的时候，待在办公室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也显得很尴尬，因为没有存在的价值感。办公室的记者们都不常来，他们有自己固定的跑口所在。偌大的办公室，就剩实习生们在看视频，刷微博。

九月份到十月初的大半个月，我们一行人都是在慢慢摸索中，学习EDIUS和索贝软件的使用，快捷键太多，需要练习，每台机子有不同的职能需要，需要时刻询问有经验的实习生和老师。

第一次编一个三分钟的片子，是关于山西煤矿假证件事件。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终于赶在播出线之前推送到审片老师那里，心怀忐忑的等待审片，直到最后正常播出。我永远都记得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标识在电视屏幕上的那一刻有多激动欢喜。

第一条片子，名字虽然打错了还是很开心

之后的三个月，开始有老师愿意把辛苦采访到的素材交给我，全权委托我们后期人员做最后的审稿、编辑和推送。

制播分离原则在央视被践行的淋漓尽致，每次我们拿着编辑好的片子去找各档节目制片人的时候就像在贩卖自己一样，一开始会浑身不自在，最后也能慢慢解析片子的特点和看头，偶尔埋怨制片人太挑剔，但为了能安全播出也只能忍气吞声对制片人连连称是。后来领会到这里头的学问，只有精确拿捏每一档节目，比如东方时空，法治在线、朝闻天下的受众分布、内容风格等特点，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前期的辛苦采访和后期的费心编辑就成了竹篮打水，耽误最佳播出时间，新闻便缺乏了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