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十三年，我为什么要离开？

从2002年10月28日进台至今，13年。这一刻终将要来，交记者证、进台证。末了，对着台东门鞠个躬：结束了，调查记者生涯。再见，方楼、卫兵、猫台、同事、老友，老东家。

辞职不谈和东家有关的事，要讲只讲好话，是聪明的，睿智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四个月来我筹备创业公司，天天消耗得多、睡得少，累得厉害，聪明没了，智慧没了，还多少有点缺心眼——每天早上五点半把我叫醒的，不是梦想，而是心中的一个声音：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不努力，中午会脑残。少壮不努力，老大会脑残。残到极致，竟然要发“辞职告白”主谈前东家。

毕竟曾是职业新闻记者，我想用尽可能朴素、准确的语言，忠实记录曾经的人和事，不回避，不粉饰，为铭心刻骨的十三年，郑重打个结儿。至于怎么解读，是读者诸君的事了。文章写出来有它的命运，俺不问了。

一、央视十三年，为什么要走？

（一）《公益行动》

2002年10月，在一个助老活动中做义工时，我意外得知央视十套有档名为《公益行动》的纪录片栏目，上网一查其资料，怦然心动。这个栏目当时走现场报道路线，欢迎有主持人经历的人，我一打招呼，制片人就同意了。10月28号，我从BTV辞职，正式加盟。

《公益行动》汇聚了一帮善良有激情的青年，气氛温暖舒服。在这儿，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如鱼得水、充分释放的滋味：洞庭湖上乙肝病人聚居的村落没人愿拍，我拍；和艾滋病人深度接触的“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换”选题没人接，我接------在栏目关注弱势者生存状态的框架内，我更多报道处于患难中的人，比如唇腭裂儿童、白血病儿童、艾滋病人、尿毒症患者、被强暴的幼女、骨癌患者、贫困大学生、山区教师等。

（2005，于《公益行动》）

我是大陆地区第一个进入河南双庙村拍摄艾滋孤儿的电视记者，在被柘城县政府非法关押七小时后，台保卫处费了半天劲协调河南省政府，我和摄像老秦才得以脱身。那之后我们又多次潜回双庙，明察加暗访，先后制作了三部共90分钟纪录片《艾滋孤儿 跟我回家》。报道推出后，连着一周，办公室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中国还有那么一些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把捐给孩子们的大袋衣服、食物送进了我们办公室。此后，国内外二三十家媒体跟踪报道，一些国外的公益组织也赶到那里，对孩子们进行捐助。孤儿们，最终得到了妥善安置。我第一次受到台里、台外较大范围的关注，就在那年——2003年。

什么叫对的事？就是喜欢、擅长、顺应本性、贴钱都愿意干的事。那时，我经常在办公室住，一熬几天几夜，一个女孩子家连个澡也洗不上。我的工作量，几乎年年第一。感恩那四年访贫问苦的经历，它使我以记者和志愿者双重身份走了许多穷乡僻壤，也使我利用职务作品和社会资源帮许多人达成了心愿。我在精神上特别舒展。

（二）《新闻调查》、《焦点访谈》

不过，一个技术活儿不断重复做，人会觉得没有乐趣。那么有没有可能，咱不做“扬善”节目，做点“惩恶”的中不？琢磨了一年，渐渐心有所属。四年后的2006年秋天，我找到范铭、柴静，请她们牵线认识了时任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制片人的张洁。8月28日，我如愿加盟新闻评论部《调查》。

新闻评论部——这是一个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部门：这里曾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精英；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被它吸引，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一样，想尽办法要来加盟；还有许多优秀人才，被从这里输送到央视其它部门担任要职。而《新闻调查》，一度是中国电视新闻界最具深度、最专业、最权威的栏目，几乎没有第二。

深度调查报道节目，对记者编导知识结构、调查研究能力、逻辑能力、影像表达能力的要求很高，我这个中文出身、感情丰富、偶尔写诗、偶尔滥情的文科女，初去时适应得很痛苦。减肥的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个110斤的小胖，瘦到90来斤，后来没胖回去过。后来每每在台里碰到走路喘气的胖子时我就会想：真该把这大胖家伙，放到《新闻调查》干干编导去。几年过去回头一看，特别感恩这份工作的滋养：理性、平衡、客观，深入、准确、逻辑---深度调查报道对记者、编导的要求，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成人性格特质的一部分。

（2007年 于《新闻调查》工作期间）

2009，人员结构向来稳固如铁板一块的《调查》出现了些许变动：张洁离开，升职当了部门副主任；柴静离开，调往《24小时》和邱启明搭伴儿播新闻。我呢，和策划部的同仁吃了聚头饭，一心要去新成立的策划部大干一场。时任评论部一把手的关海鹰主任通过张洁递话儿，说别走，评论部栏目随你挑。我“觊觎”《焦点访谈》已久，心里暗爽，赶紧答应了：我要去《焦点访谈》！

做过《调查》再做《访谈》，无论精神还是体力，都轻松很多。前者45分钟，要求编导、记者俯下身子做研究，一期节目一个领域，琢磨通透深入浅出；后者多为单纯的事件，裸片才十几分钟，一期一个子弹、盯一个“焦点”。我敬重《调查》，但爱《访谈》。《焦点访谈》像是隐藏在摩天大厦楼顶的一架超级望远镜，借着它，你既能遍观八方形成对社会的系统认识，又能洞察入微窥视到对面窗户甚至人心里的一切。目光渐渐锐利，世界和人心渐渐看得清晰。我还不知道，中国再有哪个电视栏目，能给记者这种职业快感？

（2009 于《焦点访谈》工作时 摄影：同事申宇红）

在“焦点”做的第一期节目叫《黑诊所缘何屡禁不绝》。为了寻觅黑诊所，我和摄像张玉虎乔装改扮穿得破破烂烂，在京郊跑了近半个月；为了拍到内幕、拿到证据，我伸出胳膊在某个阴暗的黑诊所，打了十几分钟吊针---并不是不懂这种做法可能面临的风险、付出的代价，只是事情到了那一步，非做不可，这也没啥崇高或者悲壮的，这对我们稀松平常，很多《焦点》记者都这样。

摄像老吕胳膊上有块疤，我问咋回事儿？这人轻描淡写说，某次拍片儿出车祸留下的。对于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这样冒险的事有多少？谁还记这个呢。老吕和老范、老法、老刘、老周墨、老林、老翟、老达达这些老家伙进“访谈”时，我也就刚上初中，他们的经历和作品一样，都是传奇。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把这些老哥老姐的故事写出来？谁知道。 那些年私底下常聚，有时叫上静静、小叶，吃饭、唱歌，磨叽，酣畅。似乎好久没见了---我越来越忙，你们见谅。牵挂着呢。我得多没出息，才会在此刻想要流泪。好在，在你们跟前裸露自己的不舍和真情，也没啥好难为情的。

对09年才进《访谈》的我来说，付出也有收获，“黑诊所”节目得到了中央高层、部门和栏目的一致好评，时任制片人的翟树杰在组会上宣布消息时，我觉得倍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