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生入死的记者：我们有很多报道的禁区，怎么去应对呢？ ...

我叫陈杰，是《新京报》的首席记者。先来说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2004年底拍摄的，是在河南上蔡的一个艾滋病村。当时我想拍一张卢广镜头下的那种悲惨的艾滋病的孩子。

这个女孩九岁，叫吴素敏，她的父母亲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了，她也携带了艾滋病毒，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么样的呢？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里面有一张床，上面堆着乱七八糟非常脏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亲戚给她施舍点食物活着。

我拍完这张照片就走了，后来这个报道也发出来了，这张照片也得了很多奖。

大概在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记者跟我讲，她说这个声音像猫一样的小女孩去世了。当时我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实际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以我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比如说我找人资助她，让她有吃的、让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选择了走开，我的镜头是非常冰冷地走开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视着我，一直在诘问着我。她让我从一个懦弱的摄影师、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坚韧的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没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变成真正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

大家知道，记者一定要在一线，长期在一线历练的时候，他才有自信。中国媒体有一个怪现象：一般的记者，比如说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你在报社里面干得很好，两三年就可能当个副主编，有一些可能到其他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当主编等等。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线记者断层的现象：很多优秀的记者到管理层之后，一线就缺乏优秀的记者，一般都是新来的大学生到前线跑。

所以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主编的岗位，回归到一线做摄影记者。迄今为止，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行程达到30多万公里。几乎把国内走了两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国外地区也有去过。

2011年的时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进入日本，在那个地方待了十五天，发回了一系列海啸之后的惨状的报道。我更重要的关注到它的次生灾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被冲击后带来的次生灾害。在福岛方圆四十公里的无人区，就是我独家进入的这个地方。

当时的（辐射物质）浓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了短暂的时间被劝回来了，然后做了这一篇报道。

离开日本之后，其实我一直惦记着这个核危机到底能不能解决。去年，也就是（地震发生）将近五年的时候，我通过NHK的帮忙重返这个地方。

现在有六千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核电站后期的救援。但是很多还是无法从现有的科技上解决，它的污染依然存在。过去五年，这里一片死寂，包括这个超市里面。

这个是中国水果，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牌子。

这也是超市。

这个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