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生入死的记者：我们有很多报道的禁区，怎么去应对呢？ ...

密密麻麻的，一个袋子大概1.6吨。日本现在在进行除染处理，也就是把受核辐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来，放到这个软性编织袋里面存放五年。那么五年以后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来之后，怎么存放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就存放在福岛这个沿海的地方。

目前我们中国也在大力地发展核电，虽然日本是第三代核电，中国是第四代核电，相对来讲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当年日本也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日本这个核的污染的问题，应该作为我们的镜鉴，值得我们去反思。

这个是在福岛目前生活的唯一的日本人——中村先生，他是全世界辐射量最高的人之一。可能比不了切尔诺贝利，但他是日本最高的。我为了取得他的信任，跟他住了两天，通过手机免提翻译来采访他。他非常信任我，他告诉我说你在我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被核辐射以后的所有后果我不承担责任。

这个老人现在一直在日本这个地方照顾动物，我看到他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跟动物那种情感、那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作为记者，我们有很多不能言说的东西，有很多报道的禁区，我们是怎么去应对的呢？天津大爆炸这张照片大家可能知道，（获得了）今年的荷赛奖，包括一些国内的大奖。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张照片。

我们《新京报》整个团队在第三天的时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须全部撤离，不能够再进行追踪报道了。当时也是正好在“大阅兵”前夕，一切需要稳定。这个时候我的做法是什么呢？别人可以撤，我坚决留下。我可以不报道，但是我不能够停止记录，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

随后的一周、半个月和一个月，我都先后多次去现场记录它整个过程，包括上万个家庭受灾后的这种安置的困局。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也连续给我发了多个版的报道。这些报道实际上也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但是报社一方面写检讨，一方面在内部来表彰我，鼓励我的行为。所以说我做的这些报道它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是整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撑着我。

这个报道是在湖南，这个地方叫桃源。它这儿有一个铝厂，是全球民企五百强，是湖南省排前几位的纳税大户。它造成的癌症村，还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没有人去触碰它。后来我就做了一周的调查，做出了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企业的二把手给我打电话说：第一，你帮我把所有网上的稿子撤掉，因为网上的报道写的是癌症村，对他们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钱的，我给你打电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其实他不知道我一般带着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免提，一个手机录音。然后我说，你继续说。他跟我说多少钱都可以什么什么的，跟我讲了很多条件。

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手记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他们恼羞成怒，通过他们的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给我写了二十条罪状，要求《新京报》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记者队伍，说我做假新闻。他们同时在官方微博、官方网站写文章攻击我，弄一大堆水军咒骂我。

后来我们报社领导王跃春找到我，跟我说这个情况。我说，我手里有更厉害的证据，足以让对方的这个负责人入刑。她说，那我们再去做追踪报道吧。当时《焦点访谈》找到我，说想做这个追踪报道，我说，正好我手里边有非常详实的证据，跟我走吧。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现场，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踪报道。

这个报道之后，当地的环保部要求他们做了24项整改，我还专门看了它那个24项整改的指标。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内容全部撤下来了。这个事件也平静过渡了。

有一个省的县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锋之后成为朋友的。他说，陈杰，你是个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太危险了，你这个报道影响了我们一大批官员，这些人都想各种方法构陷你，我听到都胆战心惊。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当时我做一篇报道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他说，谢谢你救了我。我就打电话回去，他始终不接。后来春节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他是谁，他说现在这个事情风平浪静了，我敢跟你说了，谢谢你。还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会在春节的时候还有平时不断地问我的状况，会给我寄咸菜，寄各样的东西。所以说我朋友特别多，这是我真正的动力，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近大家知道的悬崖村这个事件。悬崖村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目前学界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区域，因为凉山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中国要求凉山在2020年脱贫。全国两会的时候凉山州委书记当场表态，说2019年脱贫，我做过直播。去年和今年，我在凉山很多地方做了调研。凉山，用一个著名的学者的话说，“三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说用三年的时间解决三十年的问题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这个地方叫阿土勒尔村，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几。过去战乱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悬崖村上面一夫当关。

这个悬崖村我是在一个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个楼梯的山层是中间的那一梯

伸出来的。进入这个村的这条路上面有十七个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从这个地方上下。实际上入村有好几条路。其中，一条路只有三个月的枯水期才能够走，而且也非常艰难；有一条路可能要走七个小时；另外的一条路已经废弃了。

这几条路死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天梯，近几年死了有十个人。我就特别想去看。后来我徒步五个半小时进入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采访之后，我了解到这个村里面有十八个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学里读书。这个小学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进来得三到四个小时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体能非常好，一般用三个小时就可以，像猴子一样爬得特别快。后来我就拍摄了天梯上的放学路。

这个男士叫陈古吉，小孩叫陈木黑，六岁。他每次接他儿子的时候要带着背包绳把他拴着，防止他滑倒。

这就是他们走的路，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我第一次走的时候非常害怕。当时为了做这篇报道，我从山上提前跟家长下来，然后从下面又把孩子送到山上再下来。因为我平时训练，抗风险能力很强，所以我胜任了这个采访的工作，视频、照片、文字，所有的东西全部搞定。

这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在上学的路上。当我用无人机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当时就震惊了。

后来我在我微博里说，希望我的这个照片能够打动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汇聚力量来改变这里的现状。

我是5月14号拍的，5月24号发的。正好汪洋副总理在凉山考察，因为凉山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他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就跟州里面和省里面问这个事。结果他们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这个现状。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当天晚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我，问，陈杰你要多少钱，帮我们做一个平抑舆情压力的稿子。后来那个中间人就把当官的说了一通，他说，你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实地把你的解决方案拿出来。

后来我电话采访了州委书记，采访了县委书记，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踪报道。州委书记表态要按照我的意见建一个带扶梯的道路。首先解决孩子上下安全问题；第二，让规划部门到这个地方设计一条道路，把四个悬崖村贯连到一起。实际上这里是四个悬崖村，有198个孩子在山上下来读书。这个学校在四个悬崖村里边是状况相对稍微好一点的。

在这个报道之后，全国的媒体、公益组织，还有官员频繁地去造访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去，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态，我只相信行动。我每次打电话给地方官员的时候，问怎么样，路修了没。他说正在修、正在修。我问老百姓，修了没有，老百姓说没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当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实地考察。

5月31号，我带着报社四人的报道组，带了视频直播的报道组一起去了。我们第一天做了七小时的直播。从学校到天梯路，就看你们到底修了没有。什么地方断的，什么地方没有护栏的，所有的这种危险的地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同时给出解决方案。因为我找了专家谈了，著名的探险家杨勇先生跟我讲了很多解决方案。在直播的过程中，我把他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陈述了。

在6月1号到6号，我们先后做了十个版，再次把这个事情推到风口浪尖。

在这个过程中，四川省还几次想让我们停止这个报道，但是我们报社顶住了。我们的总编说了一段非常让我感动的话，她说，我们所有人欠孩子一条路，我们必须要做，再大的压力一定要让这条路能够通达。

在6月6号，孩子们上学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视频报道组准备直播孩子天梯上学的这个路，那将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们到达悬崖边的时候，村干部接到电话，县里面要求孩子们不能走天梯，必须要绕道走。我就跟着他们去绕道走。绕了六个半小时，走的都是断桥、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这条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孩子们走下来之后说，我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家长说，我宁愿不让孩子上学也不愿意再绕道了。

孩子一个个都累成这样。

实际上，悬崖村只是整个凉山问题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现在所做的社会影像调查的其中的一个点，我将以悬崖村这个点来展开更多的对当地的调研。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寻找解决方案。我们所有的报道不是批评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讨，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作为这个职业的人，我最喜欢的是王尔德这句话：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它将成为我职业的一种最基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