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白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心（中国之声）首席记者、评论员，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特约评论员。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青年岗位能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五一劳动奖章、青年岗位能手，2011年度中宣部新春走基层先进个人，2014年第1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作品《冰海护鹤人》获2011年亚洲广播联合会新闻专题奖；《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集体作品）获中国新闻奖（2009年度）特别奖；《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主题报道》（集体作品）获中国新闻奖（2006年度）网络专题一等奖；《嫦娥探月——嫦娥二号卫星发射特别报道》（集体作品）获中国新闻奖（2010年度）广播直播三等奖。
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有价值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到底需要怎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究竟是如何炼成的？从1996年到2016年，从某市级电台的实习生到国家电台新闻广播的首席记者、评论员，我一直在问自己。答案却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时代的发展和媒体的变革不断刷新。
20年，一个人青春最好的时光与中国广播的发展融为一体，用自己的20年走过别人一辈子或许也难以走过的路，亲历别人一辈子或许也没机会经历的事，这是多么难得和令人兴奋。但国家电台不是用来实现自我满足的，她教会并赋予了我们责任与担当。
最好听的声音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而是用双脚跑出来的
2008年8月8日，据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以来第一次把个人的名字制作成条幅挂在主楼的大厅。那天是我和我的同事李谦历经100多天奥运会火炬接力全程直播报道后回“家”的日子。从4月29日离开北京到8月8日返回总计103天时间，我和李谦走遍了境内全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部106座传递城市，为奥组委提供官方音频信号超过1700分钟，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个播出频道及全国广播联盟提供直播和录播连线1800多次（总时长约6000分钟），采访火炬手2100多人，专访16期（录音采访总时长约700分钟），发表博客文章150多篇、发表图片2300余张。
那是持续100天没有回家的日子，那是每一天都要精确到秒的工作节奏。清晨，直播完起跑仪式，马上跟随第一棒火炬手登上第一辆火炬手收集车，大直播中的采访连线至少跳8次车，因为每辆火炬手收集车收满32名火炬手就离开传递车队和线路，送火炬手回酒店。为了能在火炬传递进行中完成对火炬手的直播采访，我们选择了“徒步+上车+奔袭”的绝无仅有的采访方式。之所以要奔袭，是因为一旦因为直播采访没能及时结束而被车队落下，就必须以超过车队的相对速度徒步狂奔，不然，只能被越落越远。绍兴6公里的狂奔、敦煌沙漠中2800米的狂奔、北京前门到天坛祈年殿的狂奔……有人说，那一年，我们用两只脚跑遍了整个中国。当我看到队友李谦的短头发也能随风飘起时，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原来最好听的声音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而是用双脚跑出来的。
“一介书生撼动千军万马”
能跑，还得能负重跑，还得能在极为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负重跑，往往还要在持续几天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在极为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负重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得完成新闻采访报道。这是央广人对近年来的每一次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报道的最简单的概括。
2010年3月，西南旱情进一步扩大，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广西记者站同志一起穿梭在广西的特旱区，每天10多个小时在山路上奔波，赶稿子到凌晨两三点也是常事。
2010年6月，福建发生重大洪涝灾害，我独自一人前往福建，在抗洪一线，冒着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危险，蹚过没膝的泥浆水，与救援战士突进孤岛发回独家报道，乘坐冲锋舟爬进教学楼探访第一现场。
2010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我结束上一个采访任务后刚刚在首都机场落地便立即飞赴灾区。
2011年，春运开始的第一天，踏着别人回家的路我再次出发。这一年，贵州威宁走进了人们的视线，牵动着人们的心。临近春节，贵州各地天寒地冻、道路结冰，人们出行困难、物流受阻，关乎民生的水、电、煤、气、物价成为社会难点、热点。威宁是贵州受冰冻雨雪灾害影响最重的地区，当地高寒山区群众燃煤、饮水、用电极端困难。1月21日，我和贵州记者站记者陈屹、司机韩军会合后，开始向贵州威宁进发。记得当时路边的积雪已经没过了脚踝，山路很陡，雾很大，能见度大概10米左右，很多大卡车都上不了坡停在路边，两驱的车基本不能动弹，对面来的车只有离我们很近了才能被发现。我们瞪大了眼睛试图在吉普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发现点什么，生怕玻璃里猛地钻出个车头来。
于是，我们弃车徒步攀登到海拔2500多米的新发乡啊嘎村茅草坪组，在一户村民家，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紧紧抱着火炉，火炉上的铁锅里正融化着从房顶扫下来的积雪。村民告诉记者，火炉不热是因为家里没有煤烧，一是没钱买，二是有钱也买不到。
啊嘎村的饮水基本靠融雪，山上有几个大坑，坑底的温度相对稍高一些，雪在坑里融化后他们挑回去喝。我跟随村民来到他们所说的大坑旁，大坑有1米多深，周围满是积雪，坑底的积水上漂着一层薄薄的冰碴儿。一位62岁的村民跟我说起了他的提水经历：“有的时候半夜都要来背，来晚了离村子较近的坑里的水就被先来的人背走了，有时候一两点钟来一次，三四点钟还要再来一次，要等雪融化一点再来背一点，路上洒上水会结冰，都摔倒过好几次了，水洒了只能再拿桶来背，后来就用干稻草捆上脚，防滑。”
知道群众生活困难，我们上山前买了一些油和食品，到了山上以后，几乎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生活困难的家庭，希望他们能买点吃的、穿的、用的东西，过个好年，同时与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民们商量互相帮助的办法。当时就感觉上山的时候钱带少了，油带少了，食品带少了，因为山里的情况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这里的群众太需要外界的关注了。
1月24日，中国之声的持续报道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贵州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对贵州威宁燃煤等问题迅速采取解决措施。
报道组立即下山，回到贵阳采访物资集结情况。1月25日，司机韩军在发低烧，眼睛轻度雪盲；记者陈屹腰椎出了问题，疼得不敢动弹……了解广播的人可能知道，我们的节目都是在前方完成，采访，写文字稿，剪辑录音，录制口播，合成成品，传回北京。此前的连续7天，最早的一次是凌晨4点多睡的，平均下来每天最多也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其中有两天是做完了节目后听着自己的声音出发的。
1月26日，每个人都已经超越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我们这个报道组就像是残兵败将，人是病的，车是变形的。但我们的决定是：重返威宁！再上梅花山！我们知道，自己是记者，记者应该永远站在新闻的第一线！
1月27日到28日，中国之声全天候关注解放军、武警、消防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为威宁群众送煤上山的行动。40辆重型卡车，每辆装载50吨燃煤在雪山间一字排开，部队官兵砸冰开路，车队缓缓启动，红色和蓝色的重型卡车在被积雪覆盖的白色山林中呈“之”字形盘山而上，车队前后绵延几公里。煤车休整的地方就像集市一样热闹。100多名附近村民从家里赶来，他们有的用麻袋扛来马铃薯烤熟后为大家充饥，有的用竹篮提来煮鸡蛋送给运煤人，有的燃起木火为冰雪中的人们送暖……这一幕，以前，我只在电影中见过。
历时11天的报道，我们不间断地通过电话连线、录音报道等形式，实时报道灾区群众的现实生活和记者的真实感受，先后连续播发60多篇报道。通过报道，原本烧柴的火炉燃起了煤火，原本黑暗的屋子恢复了通电，原本无法融化的坚冰得到融化。困难群众说,有米了，好啊！政府送来了煤，送来了电，大家喝上了水，这个春节能够和别人一样过得好，很幸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资深编辑通过网络留言说：这是“一介书生撼动千军万马”。但我深知，撼动千军万马之力岂是一介书生可及，这是中国广播的力量。
多走了几步，多想了一点儿
黑龙江伊春市有一座废弃的太平间，窗户上贴满了“我告饶了”的字样，住在里面的人叫陈庆霞。2007年，她带着9岁的儿子到北京上访。当地信访部门了解到情况后，接回了大人，把孩子丢在了北京街头，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回到老家后，陈庆霞双腿致残，然后被劳动教养了18个月，最终住进了这座房子。我去采访时，陈庆霞已经在这生活了3年，她的大姐负责给她送饭送药。正对着房门口的位置停着一辆面包车，车里24小时有人看守，附近还安装着摄像头，未经允许，陈庆霞不可以离开。
陈庆霞最初是通过传纸条的方式向隔壁敬老院的老人进行求助，然后老人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她在湖北武汉的同学，那位同学拨通了央广新闻热线。就这样，湖北武汉的同学、敬老院的老人成为我和陈庆霞之间的信息中转站。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陈庆霞的丈夫患有精神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她还有个大哥，年轻时就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大哥家的儿子和我年龄相仿，身高1.75米，体重120多斤。于是，我有了“身份”——陈庆霞的大侄子。抵达现场的前几天，我让陈庆霞的大姐先告诉看守，有亲戚要来看看，抵达现场后，我很顺利地通过了面包车进入到房间。后来在面包车里用这个身份向看守人员调查取证时，其中一个看守竟然跟我说：“孩子，你小时候还来过我家呢，记得不？”我当然不记得。然后就开始用东北话唠嗑，哎呀妈呀，老亲切啦，然后她就啥都跟我说了。根据看守人员提供的信息，我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证据全面扎实。
报道播出后，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刻反思。陈庆霞回到了自己的家，坐在轮椅上照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丈夫，累了就拿出儿子的照片说说话，她会告诉儿子：我和你爸都回家了，希望有那么一天，你也能回来。
其实，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或多或少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外部干扰。被跟踪、被恐吓、被邀请消费、被塞一个巨大的红包等等。一个记者如果被这些外部干扰所左右，不仅他的行为为职业道德所不允许，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的客观、公平、公正将无法保证，而一篇公开刊播的有失客观公平的报道会给社会造成多大损失是我们无法预知的。这就不得不提到优良作风的保持和传承。一方面，依靠记者个人的道德约束；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记者所在单位的制度约束，我们的纪律中就有严格的规定，如：“与当事双方保持必要的距离。从任何一方获取利益的行为不仅会影响立场，也为职业准则所不允许。”此外，我们还会把制度落到实处，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和老乡一起吃饭必须自己买单”等。这样的要求看似有些过时，但这条要求所带来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餐饭的价值。这种价值包含了一个事件的当事各方对媒体的尊重，避免了因“走得过近”而带来的偏听偏信，更树立了“党的喉舌”在基层人民群众心中的位置。因此，保持和传承好的作风是新闻报道客观真实和媒体价值得以体现的有力保障。
那么，同样的事件，同样深入的采访和调查取证后，我们往往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写”的问题。特别是舆论监督报道，报道得好，有利于推动事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报道得不好，则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情绪的蔓延。“新闻舆论监督”就是通过新闻媒体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其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因此，一篇优秀的舆论监督报道，绝不仅仅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批评报道，因为批评本身带有浓郁的主观色彩。
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件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就像人身上的一个伤口。媒体客观、深入的报道就像是揭开伤疤。关于这个伤口，我们有很多种写法，可以写它多么地可怕，多么地鲜血淋淋，揭开伤疤时病人多么地痛不欲生，也可以写这个伤口是怎么形成的，需要进行怎么样的治疗，哪些药是最有疗效的，并且持续关注伤口愈合的过程以及愈合后病人所获得的幸福感受等等。不同的写法当然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同的反响。面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高速发展、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国家，媒体揭开一些伤疤的目的显然不该是往伤口上撒盐，而应该是探清病理、对症下药，最终造福于民。
2012年，京港澳高速公路北京房山段因突降暴雨出现险情时，不少媒体都在关注抢险救灾的过程，但奇怪的是，尽管媒体非常客观地报道了各有关部门如何抢险及时，如何日夜坚守，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可总有一小部分人对死亡人数持怀疑态度。他们的观点是，水下有80多辆车被淹没，水位最深时达到6米，怎么可能只有3人遇难？这时，媒体该做的是放大质疑的声音还是封杀住质疑的声音呢？显然两者都不是。我们该做的是针对这样的质疑寻找到客观真实的答案并把答案客观真实地告诉公众。7月26日，也就是“7·21北京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的第5天，我采制的录音报道《雨夜最可爱的人》在中国之声多个重点时段播出。报道真实再现了21日夜间100多名农民工兄弟在灾难来临的第一时间下水救人的感人场面，而正是这100多名农民工兄弟的义举，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这期节目不仅解答了公众连日来对京港澳高速近百辆车被淹却只有3人遇难的质疑，更重要的意义，是在全社会引发了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深度思考，多家媒体和记者取得联系后，对农民工们进行了后续采访，崔永元、韩红等知名人士邀请农民工吃饭，相关部门对农民工进行了表彰和慰问，农民工在城市人心里的位置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实，无论是舆论监督报道还是突发事件的报道，之所以优秀，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多走了几步，多想了一点儿。但正是这多走的几步和这多想的一点儿，却决定着我们能否完成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责任与担当。
离别人的家最近的时候就是离自己的家最远的时候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入台时一位老播音员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党和国家把话筒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用好，因为这个话筒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的党，属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十几亿人这么信任地把话筒交给我们用，我们时刻深感责任的重大。
其实，媒体是一个传话筒，但传话筒要两头通，一头通着党中央、国务院；一头通着最基层。作为新闻记者，我们既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各级党委政府的声音传递到基层，也要把最基层的声音传递到各级党政主管部门，把一切有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声音传播给公众。舆论监督、深度调查、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是我这几年中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一年365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关心、关注着别人的家和别人的生活。我经常会想：家，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我，究竟是什么？
或许，每个新闻记者都有过这样的感受：顺着采访的路，我们一次次走进别人的家，但每次离别人的家最近的时候就是离自己的家最远的时候。
而我每次回家都会既惊奇又惭愧地发现，儿子的个头又长高了一点……记得有一次孩子过生日，我还在外地出差，电话中传来的是儿子反复追问的声音：“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呀？”
另一个声音在心中响起，我告诉他：“爸爸的家很大，你的家也会很大。”
